世界史话 日本的年号由谁制定

日本的年号由谁制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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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三才讯】在日本,「年号」亦被称为「元号」,是纪年法的一种。更改年号即为「改元」。年号的使用最早可上溯到中国西汉时期的汉武帝,始创年号为「元狩」,并追称「元狩」以前的年号为「建元」、「元光」、「元朔」。汉武帝在位54年,共采用了11个年号。日本的年号制度仿自中国。据《日本书纪》记载,日本最早的年号出现在公元645年「大化改新」时,孝德天皇首次使用「大化」作为年号。然而「大化」仅用了五年,便因穴户国(后来的长门国)国司草壁丑经进献白雉,内含「王者仁德遍行天下」之吉祥寓意,而改元为「白雉」。在7世纪中后期,日本断断续续出现过「朱雀」、「白凤」等年号的记载,但均不长久。直到701年,文武天皇即位5年之后建元「大宝」,并制订《仪制令》,其中公文条规定:「凡公文记年,皆用年号」,取代原先沿用已久的干支纪年法。自此伊始,年号才作为一个固定的纪年方式被沿用至今。

 

同中国古代相似,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,对于年号的变更并无太过严格的规定。除新天皇登基之外,还会因某些自然现象变更年号,从而导致一个天皇往往有几个年号。例如,奈良时代多因发现灵龟、神龟或庆云、景云等祥瑞之兆而动辄更改年号。然而,平安时代以后的改元多源于自然灾害等因素,朝廷冀望通过更改天皇的年号平息因水灾、风害、疫病等引发的社会动荡。而在南北朝时代,持明院统(北朝)与大觉寺统(南朝)各自为政,各定年号,导致日本1331年至1392年间有两个年号并存于世。此外,从战国时代直至江户时代末期,还有逢辛酉年和甲子年改元的惯例。基于上述种种原因,后醍醐天皇和后花园天皇在位期间曾更改年号高达8次之多。

 

中国自明朝以后开始采用一世一元制,而日本则是在明治维新以后,颁布《改元诏书》宣称「从今往后,改革旧制,一世一元,奉为永式」,明确规定此后只有在新天皇即位时才能更改年号。随着清朝的覆灭,中国的年号制度早已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,而日本即使在1872年引入西方的公历,却依然守护着「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神裔」的远古神话以及据此建立的君主制度以体现天皇的权威性和存在感,因此日本成了现今东亚唯一一个仍然沿用年号的国家。从「大化」到「平成」,日本历史上共有247个年号。

 

日本天皇虽被尊为天照大神的后裔,但长期隐没于深宫重闱之中,并无任何实权。自室町时代起,伴随武士阶层的崛起,名义上朝廷掌握著更改年号的权力,但实际上多由幕府决定,而后再向朝廷提报。幕府不仅在天皇即位时改元,逢喜遇灾时也常迫使朝廷改元。江户后期,幕府力量逐年减弱,几乎每隔四、五年便更改一次年号,有些年号甚至仅维持了一年,诸如「万延」、「元治」等。明治维新后,日本天皇从幕后走上前台,姑且不论其拥有多少政治实权,至少在年号的决定上开始享有一定的自主权。1868年9月8日,维新政府决定省去公卿互议、陈辩等一系列繁琐的手续,改由天皇直接从几个候选名单中抽签决定年号。由于天皇抽中了「明治」,便顺应天意改年号为「明治」。此后的「大正」、「昭和」年号也均由天皇自行选定。

 

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,美国对战败国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和管制,并于1947年制定了新的《日本国宪法》和《皇室典范》,1889年版的旧《皇室典范》第12条有关年号的规定亦随之失效,进而导致年号的使用缺失法律依据。然而,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基于对盟国最有利的考虑保留了天皇制,使得日本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仍然按照惯例沿用「昭和」年号。

 

事实上,在新《皇室典范》出台之前,日本国内曾就是否改元兴起过激烈的争论。1946年1月,被誉为日本议会政治之父的尾崎行雄(1858—1954)向众议院议长提交改元意见书,建议废除「昭和」年号,改以「新日本」纪年表述。尔后成为日本第55代内阁总理大臣的石桥湛山(1884—1973)则在《东洋经济新报》1946年1月12日刊发的《显正义》栏目撰文强烈呼吁废除年号,改用西方公历。1950年2月下旬,日本参议院甚至就「废除年号」这一议题展开探讨。议会上,东京大学教授坂本太郎(1901—1987)力主年号的使用不仅是「独立国家的象征」,更与「日本历史、日本文化紧密结合」,较之公历机械似的时代划分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,无废除之必要。上述争论后因韩战的爆发未及达成一致意见便遭搁置。

 

 

及至1970年代后期,昭和天皇年事渐高,年号制度再度成为日本国民关注的议题。根据1976年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,87.5%的民众支持继续使用年号。鉴于实际的需要与民众的呼声,大平内阁经过反复研讨后于1979年6月出台了《元号法》作为法律依据。根据《元号法》规定,天皇年号秉持「一世一元」的原则,「仅限发生皇位继承的情况下进行改元」。若天皇退位,年号也将有所变更。且年号由政令决定,换言之,年号的命名程序由日本政府主导。首先,由内阁总理大臣选定的若干名专家学者各自提出2至5个候选年号,并一一附上相关的解释和出处。之后,由内阁官房长官负责研讨和整理相关的候选名称,并将结果提交给内阁总理大臣。内阁总理大臣会同内阁官房长官、内阁法制局长官等主要幕僚进行磋商,从中选取若干名称作为草案,并召开内阁会议确认,征询参众两院议长等人意见。最终,在昭和天皇逝世当日以内阁决议的方式宣布新年号。年号的命名有其严格的规定,须符合以下六个标准:第一,符合民意,寓意美好;第二,两个汉字;第三,易于书写;第四,便于诵读;第五,未曾使用;第六,忌用俗语。「平成」年号正是按照上述程序产生的首个年号。1989年1月7日,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小渊惠三召开记者见面会发布新的年号。

 

此外,改元也存在多种方式。同「大正」、「昭和」一样,继承皇位当天起使用新年号的,就是「即日改元」;或同「平成」一样,新天皇即位次日起使用新年号,称之为「次日改元」;天皇即位第二年的元旦起使用新年号,即「逾年改元」。采用「平成」年号时,因《元号法》在程序上难以实现「即日改元」,于是采用了「次日改元」。2019年并非天皇去世导致的换代,日本政府或可提前通过政令制定并公布新年号,从而实现「即日改元」。

 

年号的出处

日本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,其天皇年号也多出自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。诸如日本最早的年号「大化」就取自成公绥所著《乐歌正旦大会行礼歌十六章》中「神武鹰扬,大化咸熙。廓开皇衢,用成帝基」。江户时期的「享保」出自《周书》中「公其享兹大命,保有万国,可不慎欤」,而「天保」则出自《易经》中「钦崇天道,永保天命」。

明治维新以后,日本虽极力倡导脱亚入欧,全盘西化,但在年号的选取上仍沿用汉字,其出处皆源自中国古代典籍。诸如明治天皇睦仁的年号出自《周易》说卦传中「圣人南面而听天下,向明而治」及《孔子家语》第五卷中帝德「长聪明,治五气,设五量,抚万名,度四方」。而大正天皇嘉仁作为明治天皇唯一存活下来的儿子,其即位后的年号则取自《易经》中「大亨以正,天之道也」。1926年12月25日,裕仁天皇即位,改元为「昭和」。其年号出自《尚书》尧典中「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」。裕仁逝世后,皇太子明仁即位,成为日本第125代天皇。其年号「平成」则出自《史记》中「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、内平外成」。

参与年号命名工作的专家学者多为日本国内的汉学大家。据传「平成」正是由日本著名阳明学家安冈正笃(1898—1983)于1979年《元号法》成立伊始率先起草命名的。由于安冈先于昭和天皇辞世,此年号后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、东洋史学家山本达郎(1910—2001)再度提出并获最终采纳。此外,参与「平成」命名工作的还有东京大学名誉教授、儒学家宇野精一(1910—2008),京都大学名誉教授、中国史专家贝冢茂树(1904—1987),九州大学名誉教授、中国古典文学家目加田诚(1904—1994)等知名学者。当时,宇野和目加田二人也分别提交了「正化」和「修文」两个方案,与「平成」同为最终候选年号。日本自步入近代以来,年号虽沿用汉字命名,但在日常表述时常用英文首字母代替,诸如M(明治)、T(大正)、S(昭和)、H(平成)。鉴于「正化」和「修文」的首字母均为S,容易与「昭和」混淆,故最终遭否决。可见,自「平成」起,日本政府在命名年号时,开始重视兼顾汉文意味和英文表述的均衡性。

现如今,日本国内并未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而摒弃传统,上至中央政府,下至普通民众仍普遍使用年号制度,因而无论是政府公文、学术著作,还是街头小报、私人信件均可时常窥见「平成」二字。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,其中固然保有对天皇制度的支持和天皇权威的尊崇,而更多的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传统习俗的认可。年号业已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标识之一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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